追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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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永彪在电视上看到白银杀手高承勇被抓的那一刻，他平静地预料到了自己的结局——追凶者掌握的力量超出了他的理解和想象。

文｜吴呈杰

编辑｜赵涵漠

插画｜晁春彬

重启

7月2号，本该是休息日的星期天，浙江省湖州市公安局的一间办公室内却正在举办一场研讨会。用土黄色档案袋包裹起来的卷宗整齐地码在会议桌上，编号从1直到22，档案袋上潦草地标记着一些字样：排查人员指纹、外省市查证、模拟画像、附近旅馆名单。还有16本工作笔记，纸面泛黄，书脊磨损得厉害，有的甚至已经散了架，不得不用长尾夹重新固定。

参会的民警刻意把声音压得很低，仿佛猎人隐匿在森林。办公室外，挂着块方正的牌匾—.11.29晟舍凶杀案专案组。在湖州，这是人人都知道的「那个案子」，也是建国以来湖州发生的最大命案，死者4名。但对民警们来说，这则是一场跨越22年却始终毫无转机的追凶之旅。

直到现在，现代科技的发展让民警们重新看到希望。一年前破获的甘肃白银连环杀人案反复出现在他们的对话中：凶手高承勇的一名远房亲戚因违法犯罪被采集到血样，甘肃警方通过Y-DNA染色体检验，发现城河村高氏家族有作案嫌疑，直接抓获高承勇。在湖州警方的档案室，也仍保留着含有22年前凶手唾液的烟头，研讨会召开时，警方已经从其中提取出了凶手DNA。

45岁的陈红跃在湖州市公安局一间安静且闷热的会议室向《人物》记者回忆起当年。那时他还是个工作刚满一年的年轻侦查员，碰上这么大一个案子，「那时候心里很震惊的」，那个充满血腥气的房间里的画面至今仍深深地刻在他的脑中。专案组里55岁的严关炳，当时是陈的顶头上司，任湖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副队长，相较之下，严显得十分沉稳，到达现场后，他立刻戴上口罩和手套，打开工具箱开始收集物证。

那是一栋暗绿色的三层小楼，位于湖州市织里镇最繁华的晟舍新街上。门口手写着「闵记饭店旅馆」六个黑字，又用红色油漆描了一遍。案发地包括闵记旅馆房间，体型魁梧的山东商人于峰（化名）仅着内裤俯卧在床上，房间内的另一张床上，旅馆老板老闵被反绑住双手，嘴里塞了一块毛巾，隔壁的房间，旅馆老板娘半坐半卧，被子还好好盖在同睡一床的12岁孙子身上。

只不过，4人的面部都有些难以辨认了——他们的脸都被钝器狠狠砸过。陈红跃回忆，当他们到达现场时，由于天冷，床单上的血迹甚至还没全干。

上：22年来的卷宗依然保留完好下：22年前的工作笔记（警方供图）

痕迹

严关炳是一流的痕迹鉴定专家，在这个案子发生的前两年，他还发表了一篇《3种常见皮革制品及其制品痕迹检验初探》的论文。大部分谋杀者总爱穿戴皮革制品—无论是皮鞋、皮衣还是一只掩人耳目的皮箱。这个小漏洞能帮上不少忙，皮革制品不宜洗涤，长期使用后表面具有粘性，更容易在现场留下痕迹。

在湖州，严关炳有着「鹰眼警探」的称号。他头脑敏锐，体格清瘦，还有一双充满怀疑精神的眼睛。22年后，面对《人物》记者，他依然能精准地回忆起每一位证人的证词。

和其他的旅馆客人相比，一名姓毛的桐庐商人格外「刻骨铭心」。问询情况时，他显然还没有从惊吓中回过神来：

「闵记是这条街上唯一一家旅馆，每次来织里我都是住这家……本来我是住在的，老板说三楼几个房间都是桐庐人，你不如和那个山东来的大块头于峰换一下，你这个床位让于峰住。然后昨天晚上，于峰就被杀了。」

原来是一个死里逃生的幸运儿。严关炳记录了下来。

严关炳还回忆了服务员小丁的笔录：

「除了于峰，还有两个一起来的客人的，他们说自己是浙江衢州的，但我自己是安徽人，我觉得他们的口音和我家乡人比较像。

11月28号的下午1点左右，他俩入住旅馆。放下行李后，到楼下餐馆点了炒鸡块和古井贡酒，让我端到房间里，还给他们每人拿了一个杯子。」

在这个逼仄的空间内，严关炳早就注意到，两个床位之间的桌子上摆放着一个玻璃杯和一个陶瓷杯。在紫光手电的照射下，他撒上铝粉末，再用柔软的毛笔轻轻拂去，发现每个杯子各有一套指纹是四指并拢的形状，且反复移动了多次。指纹的主人很可能就是那两位旅客。

除去指纹外，踩在地上一堆衣服上的一个鞋印也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：鞋印的花纹呈六角菱形状，在周边的服贸市场从未见过。无论是民警还是报警人，走进房间时都会小心翼翼地绕过衣服，脚印只有可能是凶手慌不择路时留下的。

房间地上还留着不少烟头，严关炳数了数，共有26枚。其中有一个香烟盒格外引人注目，金灿灿的包装上印着红色的品牌名：盛唐。这不是一个大众的牌子，产自安徽芜湖卷烟厂，一般只在皖南地区比较常见。尽管那时还没有任何手段可以对烟头上的生物信息做出鉴定，但警察还是小心翼翼地收集并保管了全部烟头。

案发后的那天清晨，两人没结账就离开了。

事后推测，这大概率是一起抢劫杀人案：两名凶手应该是先对同房间的于峰起了歹意—他死亡时处于静止状态，应是在睡梦中被杀的；但他们忽略了于峰缝在内裤里的元现金，因此并未搜刮到多少钱财，于是转而以结账的名义将老板骗至（服务员在睡梦中迷迷糊糊听到「喊老板结账的声音」），把还带有于峰血迹的毛巾塞进老板口中。最后遇害的才是房间的老板娘和孙子。

对一个12岁的男孩痛下杀手令人费解，可能的原因是，「在杀老板娘的过程中，这个小孙子声音响动或者也醒了过来。」

见过这两名旅客的目击者形容，一人40岁左右，1米65上下，体型稍胖，长着一张大圆脸；另一个年纪较轻，1米8，眼睛细长，戴着鸭舌帽。戴鸭舌帽，恰恰是安徽一带的惯常打扮。糟糕的是，在信息技术尚不普及的年代，监控是个稀缺品，这家旅馆也没有严格执行住宿登记的制度，「没有身份证，老板也会允许他住进来。」对这两名「消失的旅客」，警方并不能得到更进一步的信息。

接下来，他们的目标就是把这两位「衢州来客」揪出来。

年，案发后的闵记饭店旅馆（警方供图）

零

织里镇坐落于湖州市东部的太湖沿岸，这儿的人们更愿意称呼自己是「织里人」，在某些时候，织里的名声的确盖过了湖州——每年有超过4.5亿件童装从这里发往全国各地，「中国童装城」的名头说起来底气十足。

织里一直是私营经济的热土，也是充满野心的冒险家的乐园——现在，林荫路两旁排布着体面的欧式风格中产阶级社区，鸢尾花在微风中轻轻摇曳，街道上的店铺各个都有洋气且拗口的名字：魔堡公主、汤姆琪咪、蓝色维尼，绣着花边的粉红公主裙总是被摆在橱窗里最显眼的位置——在22年前，织里的童装产业已经有了迅猛发展的势头，偷窃是与富裕相伴而生的童话小镇中仅有的戏剧性事件。直到11月底那个星期一的凌晨，几声榔头锤击的异响突然而至。

半个月后，大规模排查工作开始了。警方决定兵分两路，一路人去皖南地区比对指纹，另一路去调查鞋印的来源。

湖州市公安局的电子指纹识别系统是在年上马的，在地市一级公安机关可以说是最早一批——显然是由于这件命案的久侦未破带来的极大刺激。倒退到凶案发生的年，指纹比对全靠肉眼识别，一个地方的指纹库通常就是一摞白底黑纹的卡片。尚无太多痕迹鉴定经验的陈红跃被分到了这一组，他几乎跑遍了皖南的每一个县，一张一张去翻卡片。

如今回想起来那段经历，陈红跃双手在空中模拟着翻页的动作，苦涩地笑了起来，「翻傻掉了」。多的时候一天辨认几千份指纹，到最后，「这个案件的现场指纹，可以说一直印在我的脑子里边。」

如果库里没有目标对象的指纹，还需要走街串巷去访问。此后陈红跃跑遍了大半个中国，近至上海，远至广东、云南。只要外地出了手法、情节类似的案子，就会去看「能不能并案」。由于作案手段娴熟，警方一度以为是两个惯犯。直到最终抓获嫌疑人之后，陈红跃才意识到问题出在哪里：这两个犯罪嫌疑人压根就没有前科劣迹，库里当然找不到他们的指纹。

这时候，另一条追查线上传来了令人振奋的消息。

严关炳负责追踪鞋印来源。在此之前，他们已经跑遍了华南的大型鞋帽市场，毫无收获，不过，这并没有挫伤他们的积极性，「越是特殊的，越找不到的，那说明找到了以后，这个价值就越大。」

年春节前夕，南京水西门，严关炳正漫无目的地在各个鞋子摊位间转来转去，突然，一双高帮登山鞋吸引了他的目光，把鞋底翻过来一看：可不是和现场的那个鞋印一样的嘛！

经过调查，这种鞋产自昆山一家韩国独资企业，出口加拿大，摊主售卖的是在海运前不小心被遗落的唯一一箱。除此之外，工厂也曾将一部分损坏的鞋作为福利发给员工。民警赶往昆山才发现，这家企业在职员工也有几百号人，更别提这些年来来去去的打工者了。因此，那个鞋印的拥有者不一定是这家鞋厂的员工，也有可能是某个员工的关系人——对严关炳来说，「范围太大，就像大海捞针一样」。

案件进展由此陷入停滞。如今回忆，陈红跃觉得那是刑事侦查最困难的时期：刑事案件高发，但侦破手段却没有及时跟上，「当时我们这一代可以说是从事刑事侦查最苦的一代人了」。

对于这桩轰动全国的灭门案，线索的总和是一个漂亮的整数：零。

22年前画的命案发生地周边地图（警方供图）

噩梦

刘永彪发现，这22年来，总有个恶魔在折磨他。

恶魔经常闪现梦中——爬着山，眼前一棵树直直地倒下，又或者是警察突现，用手铐将他一把抓住。

每次醒来都是大汗淋漓，只能在黑夜里睁着眼发呆到天亮。这样的次数久了，他干脆拒绝入睡——通宵打麻将，下象棋，看小说。最长的一次，他下棋连续下了两天一夜。

这是刘永彪被关押进湖州市看守所的第十天，他剃成寸头，穿上了看守所的黄马甲。在一间灰白色墙壁的审讯室内，他神色平静地接受记者采访。

刘永彪出生于安徽省南陵县一个偏远的乡村，除了上级领导调研扶贫和走访贫困户的通讯稿，这个村庄在网络世界的存在乏善可陈。从小，刘永彪就和村里的其他娃显得有些不同：从父母那里偷来的两块钱，他拿着买来蜡纸和彩笔。到初中，他的兴趣又转移到了小说，喜爱鲁迅和《红楼梦》，在初三毕业时即宣告了自己一生的梦想，「我就喜欢当作家」。

尽管在家乡南陵，刘永彪并不讨人喜欢——好赌、情绪化、好吃懒做是最常出现的评价——但他成了作家，还是个在圈子里有点名气的「农民作家」。这些年，他陆陆续续出版了几部作品（尽管大部分是自费的），获了几个文学奖，甚至在年加入了中国作协。加入作协的途径有多种说法，刘永彪声称是「自己在网上下载表格」，但也有和他相熟的当地作家归因于某种并不光彩的手段。无论如何，他总算是硬气了一把。

年，他在一本名为《清明》的安徽省文学刊物上发表短篇小说《青春情怀》，主人公是个读了3年高三的乡下少年，为考不上大学而苦恼，暗恋着隔壁「染了金色的头发，穿着皮夹克、牛仔裤」的青梅竹马。那会儿，刘永彪正雄心勃勃地谋划在文坛一展拳脚。

但他的生活并不顺遂，年，女儿3岁，出生时就被诊断为「先天性小睑裂综合征」，眼睛奇小，刘永彪在这一年必须筹措到元为女儿手术。

那一年同时成为近乎断片式的空白，「一个不堪回首的污点」。当年，他和同乡年长11岁的汪维明去了一趟织里。刘永彪和汪维明是发小，汪维明是村里记工分的会计，也是少有的支持他文学理想的乡邻。每当父母和妻子唠叨「看书是不懂事」时，为了「耳朵清静」，他经常躲去汪维明家写小说。

刘永彪因此对汪维明有种近乎信徒般的虔诚。汪在织里打过工，说「那里的老板很有钱，找个人搞一两万块钱是个轻而易举的事情」。女儿的眼疾、赌博的输多赢少、文学事业的上下打点，他最需要的就是钱。

但除去抢劫外，他们还杀了人。警方从他们随身携带榔头这一细节推测为预谋杀人。

在和记者长达一个小时的对话中，刘永彪逻辑清晰，只有在被问及作案过程时，罕见地激动了起来：「细节还用说吗？细节很残忍的。」

他从来不敢回忆杀人的细节。作案的日期，还是在被抓之后从侦查员的笔记上得知的。

杀人后的第二年清明，刘永彪买了一包老鼠药想去父亲坟前自我了断。想到药会苦，他还用放维生素的小药瓶装了点酒。没想到，妻子把女儿也给抱来了。看着女儿还未被治愈的眼睛，勇气又顷刻消失殆尽：「看我女儿这个样子，我还是要活下来啊。」

第十年是个关口。惶惶不可终日的恐惧被一种更强大的麻木盖过去了。有时他还会劝自己：「万一办案人员疏忽大意没查到我，时间一长说不定就查不到了。」这一年发生了两个重要事件：他的儿子出生了，他开始在县城里开作文辅导班。

刘永彪变成了那种最普通的父亲。尽管他独自住在县城，妻儿长期住在乡下，但他依旧热衷于在QQ空间分享儿子的成长历程：出生没多久还穿着纸尿裤的时候；一周岁学会走路的时候；再大些跟着父母出去旅游的时候；8岁开始读小学生优秀作文的时候。

开作文辅导班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刘永彪还算精明的商业头脑。在南陵县，他几乎可以称得上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。

许梦琪跟着刘永彪上了三四年辅导班，还一度担任班长。在许梦琪看来，他和任何一位靠教书赚点外快的辅导班老师一样，照本宣科，无视课堂秩序，偶尔为被欺负的女生伸张正义。面色蜡黄，垂着两个吓人的黑眼圈，坐在休息室的板凳上一根接着一根抽烟，这是她对刘永彪的印象。

一度，刘永彪也考虑过把写作当作发泄的途径，通俗文学，连题目都取好了，叫《身背数条人命的美女作家》，是写「美女作家杀死多人而不能破案的」。写了好几个月，有两三万字后，他又不敢接着写了。「如果没有这个案子……」他经常这么幻想，他有底层生活的经历，最重要的是，「忏悔的冲动和灵感太多了」。

但刘永彪说，他不敢努力了。「努力以后就出名了，出名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