勇士60年前,中国人首登珠峰纪实凤凰卫

勇士

整整60年前，年5月25日，中国登山队员王富洲、屈银华、贡布成功登顶世界最高屋脊——珠穆朗玛峰，他们开创了人类登山史上首次从北坡登顶珠峰的历史！

时至今日，很多人仍然在探寻和挑战这个目标。为了纪念人类首次从北坡成功登顶60周年，也是中国人首登珠峰60周年，4月30号，“珠峰高程测量”在海拔米的珠峰大本营正式启动。5月6号下午，测绘登山队出征仪式顺利举行，攀登珠峰的壮举再次启程。5月17日16时许，“珠峰高程测量”登山队抵达海拔米的前进营地，目前全体队员状态良好。

而在60年前的年，“登顶世界最高峰”对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来说就好比一针强心剂，然而为了完成这一使命，王富洲、贡布、屈银华三人因冻伤造成了肢体残损，病痛伴随了他们一生；在前期准备和登顶过程中，包括后勤保障人员、科考人员在内的登山队员贡献巨大甚至献出了生命……为了真实还原这段历史，这一周我们将跟随镜头走访十几位在年参与攀登珠峰的老人，让他们的回忆带我们走近年的珠穆朗玛。

左至右：屈银华、贡布、王富洲

一、浴血而出

年，在苏联的帮助下，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北京开办第一个登山训练班，向全国各产业工会招收运动员，从全国各产业工会选送来的年轻人齐聚北京，原本在各行业里的专业好手，来到登山运动面前却个个都是新手，一切都要从头学起。

年中国人首登珠峰登山队随队医生翁庆章：

在年轻的时候，在上学的时候喜欢体育，也打球也赛跑，所以呢，听了这种登山呢，我以为是游山玩水嘛，我也想参加，所以后头没想，一参加，后头改变了我一生的进程，这是当时没有想到的。

年中国人首登珠峰登山队运输队长张俊岩：

弄上几个钉，翻毛皮鞋把它钉上，钉上就穿那个登的太白山，太白山倒没有冰，没有雪，就是山头有个白头有雪，其他都是泥巴路，就穿那个鞋登的太白山，登完了以后，到山下一看，那个鞋底都光板了，那个三子钉都掉了。

除了登山技术方面的空白外，一切都从零开始的中国登山队，在登山装备方面同样特别落后，那时候的登山队员们，甚至连专业的登山鞋都没有。

年12月7号，苏联登山部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组成中苏联合探险队的倡议，计划于年3月到6月从北坡攀登珠穆朗玛峰。但年3月，西藏武装叛乱，苏联以西藏不安定为由撕毁了登山协议，将已经拉到兰州的器材全部撤回，攀登珠峰的计划顿时陷入了瘫痪状态。

当时的中国正经历着全国性的粮食短缺和饥荒，经济异常困难。为了购买登山装备，财政部从国库支出了70万美元，当时人民币10元就能买80斤大米，够两个人吃一年。

随队医生翁庆章：

当时70万美金不少了，当年，年70万美金啊，当时我们国家外汇是紧张的，70万什么概念啊，到现在呢至少是倍的概念吧。

就在中国准备从北坡攀登珠峰的时候，一支印度登山队也准备从珠峰南坡尼泊尔境内攀登珠峰。谁先登上顶峰，中印暗暗较量了起来。

二、蓄势待发

年3月，中国登山队在前线总指挥韩复东的率领下，冒着风雪抵达了珠峰大本营。大本营的帐篷搭建在了一片覆盖着积雪的平坦谷地上。

早在中国登山队到达前，英国人就已经率先在这里留下了足迹。他们曾在这里先后向峰顶发起八次冲击，八次败北。英国人弃留的帐篷和罐头，深深刺激着中国登山队。为了在较短时间内登上珠峰，大本营人的庞大队伍开始紧锣密鼓地准备起来。队长史占春与副队长许竞认真研究珠峰资料，精确每一步的攀登计划；

运输队长张俊岩带领着运输队积极运输物资、建立高山营地，王富洲、屈银华、贡布这些队员们则离开大本营，进行短期的冰雪作业。按照计划，这次登珠峰将分为四次适应性训练，登山队员们称之为“四次行军”。那么，这四次适应性训练是如何进行的呢？蓄势待发的队员们在训练中又会遇到哪些危险和困难呢？

暴风雪威胁着登山队员们的生命，来自兰州大学的地理老师汪玑，在米的三号营地发生缺氧反应，内脏器官急性衰竭，经过几个小时的紧张救治依然没能挽回生命。登山运动的残酷，只有身处其中的人才能体会。

年中国人首登珠峰登山队运输队长张俊岩：

很惋惜啊，很悲痛啊，都知道，都知道，都看见了，但是还是要表现我们每个人还要继续努力，继续攀登，一定把珠穆朗玛拿下来，完成他们未尽的事业吧，最后实现登顶成功，大家化悲痛为力量。

在高山上，生命变得如此脆弱。即便是碰到了死亡，登山队员们能做的也只有把牺牲的队员安放在冰冷的裂缝里。年4月，中国和尼泊尔再一次商谈边界问题，珠峰究竟属于中国还是尼泊尔始终无法解决，周恩来从尼泊尔回到昆明的第一件事情，就是问登山队员登到了哪里？

顶着巨大的压力，年4月29日，第三次适应性训练开始了，而这一次，等待着登山队员们的又会是什么呢？

三、愈挫愈勇

年5月29号上午11点30分，尼泊尔下里巴人丹增·诺盖和新西兰人爱德蒙·希拉里从南坡登顶珠峰，代表人类第一次站在了世界最高点。

因为这次攀登，在中尼边界问题上，尼泊尔才有底气向中国发问“你们中国人都没上去过，怎么能说珠峰是你们的呢？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丹增·诺盖成了尼泊尔谈判的砝码。不过丹增·诺盖在后来却极力反对自己的孩子从事登山运动，因为他知道这里面会有多少生命危险。丹增·诺盖从南坡登顶尚且如此，从“北坡”攀登珠峰的艰辛，参与过年攀登活动的中国登山队队员们当然深有体会。年5月中旬，最艰苦的第三次适应性训练开始了。

登山队员通常是结组行动，一根主绳，把三个人或者四个人结成一个小组，碰到危险的地方，第一个人先走，过去以后第二个再走，轮番通过，彼此保护。年4月29日，登山队员们从北坳顶部的营地出发，进入了第三次适应性训练历程中最艰难的战斗。可是开始没多久，几个结组同时下撤，随队医生翁庆章陷入了紧张又忙碌的抢救工作。

随队医生翁庆章：

冻伤那么多，我们医务室七八个人，我们都没办法了，我们照顾不了了。后来我们发电报，日喀则来了一个外科主任，带了四五个军医，来帮我们忙。你想每天要打针，要换药，还有别的病号要看呢。伤兵一大队下来的是吧，走路也走不了。

运输队长张俊岩：

大风口可冻伤了不少人啊，有次我领着有30多人的一个大队伍啊，渡过这风口，遇到暴风雪了，又停不下来，要走。冻伤以后，三分之二冻伤了，三分之一没冻伤，耳朵，鼻子，手指冻伤了。所以，叫大风口，大风口，就是这个地方有暴风。

藏族队员贡布：

最后我们也管不了了，下面那几组也管不了了，风太大了，很多队员，很多结组撤下去了。

到达了海拔米的北坳后，登山队员们将要挑战的是海拔米的珠峰第二道难关——“大风口”。大风口位于北坳与主峰之间，从北坳顶端到主峰，由于管道效应，大风经过，风速越来越快，风力最高达到12级，大风夹着冰雪，长年累月地刮着，两边是悬崖峭壁，一不小心，就会被吹下去。

在“大风口”，大风夹杂着雪粒和沙石，刮了整整两天两夜。第三天，风渐渐小了下来，贡布才从雪洞里慢慢爬出来。在雪洞的两天里，食物已经消耗了很多。下撤的结组虽然还会赶上来，但是前进速度一定很慢，这也意味着食物将无法及时送到贡布这里。

负责开路的刘连满发生滑坠，只得暂时原地休息。没走多远，副队长许竞也走不动了，队长史占春下命令，由贡布将许竞送到晚上的帐篷里休息。就这样，贡布和队员石竞等人在小帐篷里挤了一夜，而原本继续向上的队长史占春接近了“第二台阶”，却无法上去，在岩石下面停留了整整一个晚上。后来，在《人民日报》上发表的石竞的登山日记，记载了这个难熬的夜晚。“又是一天的行军，直到半夜抵达8米的高山营地。帐篷搭在岩石斜坡上，三分之一还在悬空飘摇，大家就挤着坐，肚子咕噜咕噜直叫，不吃饭，就烧点水喝。可山高空气稀薄，一根火柴点不着，两三根合在一起擦，又灭了。两盒火柴划完了，煤气炉也没点着。检查了一下，还剩一些炒面，有的同志就干咽了几口充饥，这一下更渴了……”

雪崩、烈风、空气稀薄、零下几十度的酷寒，适应性训练进行到第三次的时候，每向前进一步，都是对队员们身体和意志的一次考验。其中，高山冻伤给许多队员造成了永久性伤害。

随队医生翁庆章：

我有一本整个冻伤的照片啊。中国登山队。我写过这方面的文章，我在英国还做过这个报告，冻伤，多例冻伤，不同程度的冻伤。像王富洲是脚趾头锯掉了，像王凤桐鼻子冻掉了，有的手指头冻掉了。当然以后登山都不太行了嘛，生活，现在有的安假肢了。

大本营传来天气预报，年5月18日和19日都是好天气。听到消息，队长许竞做出决定，吃一些东西就准备出发，当天晚上连夜行进，第二天就能到达顶峰。

藏族队员贡布：

8到，这个中间一夜里上了，天亮了还没到，这都没到，这上什么顶峰啊，顶峰就上不去了。到了中午，到了。

四、最后突击

年5月23日，只剩下五个人的突击队在米的突击营地休息，为第二天突击顶峰养精蓄锐。在这里，他们吃了最后一顿饭。

此时，王富洲三人站在了通往顶峰的最后一道门前，但却寸步难行，耸立在他们面前的是近乎直立的五米峭壁，其间几乎没有任何缝隙。无法越过“第二台阶”，意味着“登顶珠峰”将化为泡影。

“背人”也就是“搭人梯”，这个方法也只有曾经是消防队员的刘连满能想出来。刘连满在最下面，屈银华站在刘连满的肩膀上，王富洲和贡布在两边保护，帮助屈银华拿冰镐，推着屈银华一点点往上走。

运输队长张俊岩：整个是20米的高地，近乎是垂直的峭壁，但有的地方还有落脚点，其中有4米，4米，整个没有支脚点，人手爬相当困难，一般爬不上去。

很长时间过去了，屈银华终于在石壁上找到了一个细小的缝隙，这时，屈银华只能一点一点把钝钝的冰锥打进细小的石缝中。

登山鞋上的冰爪异常锋利，为了不让脚下的冰爪伤到队友，屈银华脱掉了鞋子，脚上只剩下单薄的毛袜子。最终他的双脚完全暴露在寒风中。

这一次，屈银华终于站到了“第二台阶”上。他顾不上已经冻得麻木的双脚，迅速将手里的登山绳抛给贡布，贡布与王富洲先后顺着绳子，踩着刘连满的肩膀也登了上去。

下山以后，屈银华十个脚趾头全部冻伤，脚后跟的肉都被冻裂开，森森白骨暴露在外，后期手术中十个脚趾全部截掉。

当年的刘连满在用自己的肩膀将队友送上“第二台阶”后体力耗尽，不得不止步于距离珠峰峰顶仅一百米处，在寒风中等待队友下撤归来。“死也要死在上面”，将刘连满妥善安置以后，身为队长的王富洲对屈银华和贡布表明了登顶的决心。

夜色中，王富洲艰难地拿出了日记本，颤抖着右手写下一行字：“王富洲等三人征服了珠峰。年5月25日4时20分。”但是，他已经没有力气把这张纸撕下来，只好叫贡布帮忙，两人一起才撕下了这张很轻很薄的纸片。贡布把纸条折叠了一下，塞进一只白色的手套里面，然后塞进了石堆里，又在顶峰上敲下九块岩石标本放在背包里。做完这一切，三个人如释重负地喘起气来。

从年许竞、师秀、杨德源、周正四名青年前往苏联学习登山，到年王富洲、贡布、屈银华三人从北坡登顶珠穆朗玛峰，中国登山队只用了短短五年的时间。不过，由于那一次王富洲等人没有带下来任何关于顶峰的影像资料，中国登山队是否真的登了顶曾受到质疑。半个多世纪的时间过去了，当年的登山队员们又经历了怎样的命运沉浮呢？

编辑：苏珍妮、巴塔木